意愿者海伦,张评论家英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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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8年5月,从上海飞法兰克福,转机飞苏黎世,将近15个小时的漫长折腾,我拖着巨大的行李箱,蓬头垢面、衣衫不整地步出机场海关。

  一位六十多岁、衣着朴素的瘦削女士立在接机人群中,手里举一张A4纸,纸上是写得歪歪扭扭的“黄蓓佳”。我赶紧掏出在国内打印的照片核对,不错,短短的褐色直发,眍眼,干黄皮肤,皱纹细密,随和、自然、质朴、干练……她是海伦,负责我与瑞士方面联络沟通的中文志愿者。

  那年初,我的长篇小说《我要做好孩子》在瑞士翻译出版。3月,一封德文邀请函辗转由我的德文翻译、柏林的芭芭拉女士投放到我的邮箱:瑞士小城索洛图恩举办每年一度的“国际作家节”,邀请我出席,节后还要留住几日,参加当地中小学的读书巡讲活动。

  我愿意接受邀请。可问题来了,我可以免费住进主办方安排的宾馆,芭芭拉不行,她的费用由出版社负担,要尽量节省,作家节开幕那天直接到会场。我不会英文不会德文,没有翻译,到了瑞士怎么办?

  好在,瑞士主办方凡事习惯找志愿者,在索洛图恩一万多居民中,居然找到了粗通中文的海伦女士。她像一只救生圈,拯救我于陌生国度陌生语言的汪洋波涛之中。

  出了索洛图恩火车站,我习惯性地四下张望,寻找海伦的车。可是海伦没有车,从车站到旅馆,穿街过巷,都是古老的高低不平的石板路,海伦步伐又快,可怜我咯噔咯噔拖着大拉杆箱,实在是疲于奔命。走到一半,海伦扭头发现我力不从心,伸手要帮我,我坚辞不肯。海伦比我年长,又干瘦,将重负转嫁于人的事情我做不出。

  海伦是个有语言天分的人。说起来,在欧洲,我接触到的西方人,似乎在语言上都那么游刃有余,是不是因为欧洲地域狭小,听别国人说话,类似我们江苏人听广东话浙江话半通不通?海伦精通英语、德语、法语,粗通一些欧洲其他语言。最牛的是,她退休后某一天,突然感觉西方语言不足以满足她的学习欲望,想要挑战另一种语言高度,报名当了苏黎士大学的汉语学旁听生。每周一坐火车从索洛图恩赶往苏黎士大学,上完一天课,坐火车回家。她不辛苦。她乐在其中。她结识了许多学汉语的老师和同学,还有去苏黎士大学讲学进修的北师大张清华教授。我告诉她,我认识张教授,他是中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,她两眼发亮,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而惊喜、感慨。世界真小,真奇妙,真美好。

  汉语学了一年,磕磕绊绊能做到生活自理,海伦便报名当了志愿者,到徐州师范大学教英语。那时徐州老外不多,海伦的面孔让校门外的小吃摊主们感觉新奇。她每天在小摊上买吃的,跟摊主们结结巴巴地唠嗑。纯朴的底层老百姓,还没有学会西方“尊重隐私”那一套,见了面总习惯地问年纪、孩子、收入,海伦老老实实说她六十多了,没有孩子,教英语工资不很多。善良的小摊主们啧啧叹息,对她在应该抱孙子的年纪还孤苦伶仃地飘洋过海而给予极大的怜悯,递给她的煎饼都格外厚实。海伦啼笑皆非,她有限的中文不足以向中国老百姓们解释她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,为平息接下来滚雪球一样的怜悯效应,她撒了一个小小的谎:她有丈夫,有儿子,有女儿,有孙子,她是为了好玩才来到中国。

  瑞士教师的退休工资想必很丰厚,反正,徐州师院给海伦的津贴,她完全用不着,统统捐给了甘肃陇东一所乡村小学。中间的牵线人,是在那个甘肃乡村出生、在徐州师院教音乐的年轻老师。海伦和贫困农村出身的年轻老师很聊得来,他们互教语言,成了忘年交。年轻老师带海伦回老家过春节,住土窑洞,用旱厕,摇辘轳打水,参加乡下人的婚礼。海伦觉得一切都新鲜得不行,记了厚厚一本英文日记,年轻老师请人译成中文。我读过,觉得很有意思,帮忙联系出版社,没成,因为一本普通外国人的乡村生活日记,想必读者不会太多。

  在瑞士的那几天,海伦请我去家里做客。她的先生冯毕仁鹤发童颜,高大,机智,快乐,走路时会像顽童一样蹦上马路牙子,翅膀一样张开双臂,做出走钢索的种种险态,海伦笑得弯腰弓背。她家的别墅不很大,有一个小小的玻璃花房,里里外外透着简朴。夫妇俩酷爱中国元素,桌子上墙壁上摆着的挂着的,都是中国乡村工艺品,老虎鞋啦,小泥人啦,陕西农村老太太的刺绣信袋啦,琳琅满目,大红大绿,喜气洋洋。冯毕仁每年跟随海伦到中国旅行,没学会中文,却学会了几个简单的中国菜,煎炒烹炸都拿得起来。因为我去,冯毕仁特地去中国商店买了中国食材,那天我们吃的是哪几个菜,我已经忘了,大概是味道实在平常的缘故。不过,吃了几天汉堡意面牛排之类,突然闻到中国菜的气息,我还是喜出望外。

  席间说起了他们的婚姻历程,很“西方”的一段故事。海伦的父母本是瑞士人,好像是二战中移民到英国,海伦和兄弟姐妹都在英国出生、长大。29岁那年,海伦回瑞士看望表姐,在朋友聚会上碰到冯毕仁,一见钟情,几乎是火山爆发那种,很快海伦就从英国回到瑞士小城,当了一名高中英语老师。可几十年里,他们只是同居,因为冯毕仁小时候父母离了婚,他对婚姻有深深的恐惧,所以和海伦说好,一辈子不结婚、不要孩子。25年过去,海伦和冯毕仁快乐地生活着,以为这辈子就会这样幸福下去。谁知这一年冯毕仁还清了别墅的贷款,房子真正属于他了,紧随而来的问题是,根据瑞士继承法,冯毕仁和海伦没结婚,万一冯毕仁先于海伦过世,房产会归冯毕仁的亲戚,海伦将得不到他一分钱遗产,也许不得不回到英国,在古稀之年寄人篱下。对海伦的爱,相濡以沫的亲情,最终让冯毕仁克服了心理障碍,他拉起海伦的手,去市政厅领回一纸庄严的结婚证书。

  听着他们的故事,想象他们几十年平静而不平常的生活,我心里有了一点点的翻江倒海,有了一点点的震撼:一纸证书,一个不婚的承诺,一颗自幼被伤害的心,两个相知的灵魂……平静的水面下,涌动着怎样的爱、绝望、挣扎、黑暗与救赎。我很想把他们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,我终究要写出来。

  冯毕仁是记者出身,还是作家,出版过几本小书。他送了我一本,题了词:“朱拉山想中国的黄山、泰山,这些山不是中国的圣山,但是像中国水墨画的山。”这是芭芭拉翻译的,有点儿疙疙瘩瘩。朱拉山,想必是索洛图恩附近的山,“朱拉山想中国的黄山、泰山”,这个意象非常好,接下来一句中“这些山”指哪几座山,有点儿不好领会。

  冯毕仁的书是用德文写的,对于德文,我连字典都不会查,所以把他的书送给南京大学德文系的老师,放在德文资料室里。凡写作者,总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,遇到知音。

  回国后,我和海伦通过几次电话,在南京接待过她和冯毕仁,请他们看过昆曲。她每年都来中国,或旅行,或做短期志愿者,在相对偏僻落后的地区教英语。她去过山西临汾、河南开封、江苏溧阳、甘肃酒泉,培训那里的乡村英语老师。她说中国的初中英语教材太简单,中国老师口语不行。她这样的语言牛人,可能不明白中国人学英语多么困难,尤其那些少见世面的乡村教师和孩子。在海伦走过的地方,学英语的孩子是有福的。

  算起来,海伦七十多岁了。愿她健康!我经常盼望着,有一天家中电话铃骤然响起,拿起话筒,里面传来腔调古怪的问候:“嗨,是我!你好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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