奈何确切地评议一部硬科幻片子??如何根据材料写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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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,《流浪地球》未必有多少家国情怀。好莱坞电影中美国人拯救世界,是为了美国国内市场,中国电影中,自然也是中国人拯救世界,没其他国家什么事,甚至被用来衬托中国人,这是正常的市场策略。

  此外,吴京的意识形态色彩是自带的,电影情节并未过多强调家国主义。所以,家国情怀很大程度上是粉丝、舆论自己加戏,电影的价值观色彩被过度演绎了。

  这并不奇怪,因为中国人懂科幻的很少,自然也不会从科幻角度去讨论,而是强拉入自己熟悉的领域。于是,最初源于一个工程师头脑中“太阳灾变人类该怎么办”的头脑风暴,在舆论中扭曲、发酵,变为了中国人“重土安迁”,变为了中国方案。不过,要想客观理性的讨论,还是先需回到本源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初期,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,中国科幻曾经有过短暂的黄金时期,之后,随着科幻被视为“精神污染”而陷入沉寂。此后十几年中,《科幻世界》是唯一发表科幻作品的平台。

  1999 年,高考作文的题目是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》,同一年的《科幻世界》上正好有一篇相关内容的短篇小说。于是,在高考的指挥棒下,家长蜂拥而至,2000年,《科幻世界》的发行量激增到每月36万份。

  这是中国科幻繁荣的元年吗?并不是。随后,《科幻世界》的发行量逐年下降,2010年降到了16万份。这个时候离三体获奖,还有5年。

  《三体》的流行,首先当然是因为它是一部优秀的硬科幻小说,但某种程度上,其在中国的流行,与科幻没有多大的关系,而是中国互联网创业潮的产物。

  降维打击、黑暗森林,这些理论的商业化解释与应用,通过互联网领袖的社交媒体,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传播,使读者从传统的科幻读者延伸到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中,奠定了其在中国的名声,然后向外传播,最终反过来形成更大的影响力。

  所以,《三体》的流行是一个互联网现象。就如当年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》让《科幻世界》一时洛阳纸贵,只是一个高考现象。

  从这个角度看,如果当年的科幻热是家长们的功利之举的话,那么,如今的三体何尝不是另一种功利呢?这种功利,无非是家长变为创业人群,变为白领的知识焦虑,以及追随短暂的流行文化而已。当然,互联网创业潮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产物,而工业是科幻的土壤。

  但无论如何,中国硬科幻小说的受众基础薄弱是客观存在的,科幻小说要有技术审美能力的门槛,如果不明白3K背景辐射与宇宙的关系,就无法明白为什么小说中的人物会因为背景辐射闪烁而崩溃,反而会认为,天空闪烁算什么,玄幻小说中道友渡劫那才叫天翻地覆。

  但是,技术审美与教育有关,而中国的本科率才仅仅4%。所以,说今年是科幻电影元年或许不为过,但中国科幻是否要就此崛起,恐怕答案并不乐观。

  一个可以印证我这个观点的现象是,刘慈欣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作家,大众还知道的另一个科幻作家可能是因为《北京折叠》获奖而闻名的郝景芳。但是,中国科幻圈内的另一些长期持续创作的知名作者,比如与刘慈欣并称中国科幻三巨头的王晋康与何夕,在普通大众中,仍然籍籍无名。

  何夕的《伤心者》《六道众生》,王晋康的《生死平衡》《七重外壳》《水星播种》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,与《流浪地球》相比,也不遑多让。实际上,在电影之前,就连刘慈欣的《流浪地球》《乡村教师》也并没有多少人读过。

  所以,作为一部硬科幻电影,《流浪地球》引发热议,但却很少有人从科幻角度去谈,太多的借这杯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。虽然这有其必然,但从科幻角度来说,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  那么,作为一个科幻小说爱好者,也为一个专栏作家,我权且抛砖引玉,希望在价值观争论之余,引入更专业的讨论。

  科幻小说一般分为软硬两类。如果把软科幻放在光谱的左端,最左边的,应该是类似哈利·波特这样的奇幻小说;星球大战、银河英雄列传这类,尽管有了太空与科技,光剑与激光,但仅仅是一个背景而已,也是典型的软科幻,被称为太空歌剧;《三体》、《基地三部曲》、《太空奥德赛》这一类小说,技术深度参与到情节发展中,则属于硬科幻。刘慈欣的小说,在科幻的光谱上,已经接近最硬、最技术化的一端了。

  人们对于硬科幻有两种误解:一种是只要不符合现有技术,就是伪科学。当年科幻被视为精神污染,正是出于这种偏见。另一种误解是只要是科幻,随便怎么幻,都是可以的。这两种误解,可以同时存在一篇文章中。

  就有科普人士侃侃而谈:科幻小说要设立科学顾问,防止伪科学,同时又说,“允许有虚构和文学化想象,这与武侠片里飞檐走壁的轻功具有相似功能”。也有教授洋洋洒洒指出《流浪地球》的很多技术漏洞,视为伪科学。

  超光速是伪科学吗?的确是的,但是,把科幻的“科”,等同现有技术,这会压抑科幻的空间。而把科幻的“幻“当做了奇幻的幻,又会降低了硬科幻的质量与魅力。这两种误解,有浓重的历史痕迹。

  长期以来,在官方话语体系中,科幻的地位一直不高,甚至一度被视为精神污染,所以专业性缺失,大众无法正确理解,即便在今天,也并不令人乐观。这两种误解,必然体现在《流浪地球》电影以及后续评论当中。

  比如,在流浪地球的剧本中,一开始就说木星引力增大,以及后面的点燃木星瑕疵,均是出于编剧缺乏对硬科幻范式的理解与尊重。同样的,批评者认为,地球根本不可能推动,这是伪科学,同样也是出于对硬科幻的误解。

  这两个误解会限制中国硬科幻电影、评论的发展,以及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,阻碍中国硬科幻电影的进步。这个基础性的方法论问题,值得被认真讨论。

  硬科幻小说中除了人文思考与文学性,还需要科学与幻想。与奇幻不同,“科”与“幻”应有边界,遵循一定的范式,从而达到逻辑自洽。硬科幻小说的一般模型,可以用下图表示:

  硬科幻,不但有作为“幻”的构想的新技术,还有作为“科”的技术推理过程,后者是硬科幻小说独具的技术审美魅力。比如,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,是“幻“的范畴,但由此进行的逻辑推导,却属于“科”的范畴。

  同样的,著名的“黑暗森林“理论之所以精彩,是因为它有着较为严格的推理过程。所以,科幻小说的范式以及评价硬科幻小说,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。

  第一,幻想上要自洽。幻想的对象可以是新技术,也可以是新规律,甚至是新的物理、数学规律、常数发生变化,甚至1+1=3。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理工科之外,也可以对社会、经济领域进行幻想。幻想不必符合科学原理,但却要整体自洽,符合小说的整体世界观。

  比如,在《三体》中,云天明的攻击方式是改变引力常数。因为小说中本身就存在神一样的文明,所以,改变物理常数与小说本身的世界观是吻合的。再比如,在《计算中的上帝》中,一只巨手包裹住了爆发的超新星;上帝射出的一束光使三个不同星球种族的DNA聚合。这些设定尽管都属于超级技术,但与小说的世界观是自洽的。

  再来看《流浪地球》,电影一开始,《流浪地球》就毫无必要地牺牲了“幻”的世界观来自洽。从世界观上看,在《流浪地球》中,人类之所以这么惨,或者说,小说之所以吸引人,是因为没有神级技术,但剧本毫无解释地引入了 “木星引力突然增大”,这个明显违背常识的情节,导致了世界观冲突。

  “木星引力突然加大”,可以用“整个太阳系突然进入了引力异常区”去作为交代,但是,这属于神级奇迹,放在《三体》中可以,放在《深渊上的火》中也可以,但放在《流浪地球》中就与世界观发生冲突了。

  其实,避免这个错误,也就一句字幕的事,比如改为:“受病毒影响,多台发动机停机,地球进入木星撞击范围”。反过来说,这也意味着,剧本几乎没有“硬科幻的‘幻’需要在世界观上自洽“的概念。

  当然也可以不用冲量定理。比如,王晋康在《天年》中,就引入了一种新的物理规律,即宇宙是由量子纤维组成,一旦破损就会扭曲空间,移动巨大的天体。这相当于替代了冲量定理。但是,这显然也属于神级技术,与世界观不自洽。

  第二,科学上要合理。硬科幻不等于一定不脱离现有技术。但如果技术过程是已知原理主导的,则要求过程有科学上的合理性。比如,在《三体》中,用核弹推动光帆飞船,虽然人类的技术现在达不到,但其原理光压、冲量是合理的。

  电影需要 “危机——解决危机——失败——绝处逢生”这样反转,所以,电影设置了点燃木星推动地球。这是一个冲量过程,更多地属于 “科”的范畴,应该更严谨。但是,剧本完全抛开了定理,数值上的bug显而易见,而刘慈欣小说又以技术过程中的技术审美著称,这就产生了违和感。

  第一,“科”范畴的推理过程,可以退而求其次,达到“接近合理”即可。我个人觉得,所谓接近合理,即需要查资料、动笔推算,才能发现的瑕疵,是可以接受的。但一望即知的错误是低级错误,硬科幻小说、剧本都应该尽量避免这一点。

  第二,基础框架的“科”范畴的技术设定,可以免于审视。在这个框架之下,离框架越近的技术设定,技术过程就越要严谨,远一些的,则可以忽略。

  比如,时间穿越这个技术设定,作为一部小说的初始逻辑基础,应该免于审视,否则,多数小说都无法成立。

  在《流浪地球》中,最主要的框架是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,这也存在地球地质结构经受不住、发动机推力不足等问题。这些问题本质上和点燃木星类似,但是,这属于小说的基本框架、逻辑起点,应该免于审视。而且,这个瑕疵已经在普通人“动笔”这个底线之上。

  再比如,《火星救援》小说以精确的数字闻名,对植物生长的数据、对航天员所需的水、电量、热量都是有精确计算的。但是,相对来说,从地球到火星的大飞船的技术参数,中国飞船与美国飞船的衔接等问题,技术推导就少很多了。

  行文至此,基本上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了:为什么尽管行星发动机推不动地球,但是这个设定却是精彩绝伦的。而木星引力突然增大,点燃木星推动地球的设定,却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。

  第三个例外是,作为背景的经济、社会设定是可以忽略的。价值观的角度,在科幻小说,特别是硬科幻小说中,比一般小说处于更次要的地位。

  比如,在一个反乌托邦社会中,人民被奴役,就无需追问为什么没有反抗。所以,流浪地球的超级工程是否会引发经济的崩溃,抽签是否符合道德等议题,其实是可以忽略的。

  科幻电影中出现这种场面,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人类文明紧急状态的必然。实际上,美国人1998年拍的《天地大冲撞》也是采取的抽签制度。纠结这些问题,往往是因为对技术审美无感,而强拉入价值观范畴。

  《星河战队》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,很多人会觉得制服很像纳粹制服,其实,其原著小说,即海因莱因的《星际伞兵》,讲的就是人类扩张,殖民其他星球而遇到抵抗的故事。至于小说中的公民权需要争取,更是政治不正确。但不可否认,这仍是一部好的科幻小说。

  当然,并不是社会与经济不重要。实际上,它们可以作为科幻的主体框架,这个时候当然就不能免于价值观的审视。1993年雨果奖的获得者《深渊上的火》就构造了一种三个个体共同思维的智慧物种,并构造了其文明的图景。

  在《三体》中,也有对三体人的社会的幻想。阿西莫夫的《基地》系列中,也是对社会过程进行了“幻”的设定,“心灵历史学”发人深思。实际上,刘慈欣的“黑暗森林“法则对宇宙文明的抽象化就有“心灵历史学”方法论的影子。

  在《星际穿越》中,为了实现人类完全无法达到的星球,作者幻想了外星人放置的虫洞的情节,这属于“幻”。但从虫洞出来之后,黑洞的模样、黑洞引发的潮汐以及双生子佯谬,都是严格按照已有的物理知识进行推理、构造的,这属于“科”。

  这正是科学顾问所做的事。由此可见,科学顾问不是用来限制所谓“伪科学”的,科学顾问没有限制作为“幻”的这一部分的虫洞穿越,而是帮助在“科”的这一部分更严谨。

  电影在最后为了实现父亲与女儿的通讯,又引入了从高维空间跨越时空的引力。这是改变了物理推导过程,但这在有着能够放置虫洞、构建高维空间的神级文明存在的世界观中,是逻辑自洽的。

  所以,《星际穿越》的幻与科,天马行空的想象与严谨的推理同在,是一部优秀的硬科幻电影,也刚好契合笔者本文提出的硬科幻范式。

  再来看《流浪地球》。正如前文所说,在一开始的“木星引力增大”中,剧本失掉了“幻“的世界观自洽。在结尾的时候,又为了追求反转,在点燃木星中,失掉了”科“的合理性。前者是非常轻率的,因为完全可以用发动机集体损坏作为理由。而后者,则有本质上的困难。

  这源于硬科幻本身的限制:在没有神级技术,只有既有技术的前提下,要达到绝地逢生的反转,在几分钟内改变两个星球的路径,这本身就超出了严肃硬科幻力所能及的范围,恐怕要修改整个故事。如果编剧对硬科幻有正确的认识,可能我们看到的故事就不一样了。

  其实,同期的《疯狂外星人》结尾时,就是一个典型的硬科幻反转。外星人附体是作为“幻“的一部分,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,是属于“科“的既有原理,最后条件反射唤醒原本的猴子的意识,这是一个技术推理过程。作为电影,这是一个合格的硬科幻反转。所以,对于硬科幻来说,剧本对于科幻的认识非常重要。

 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转是克拉克的《星》。圣诞树顶都有一颗星,在《马太福音》等宗教书中,这颗星叫伯利恒星,是与耶稣一起诞生的,有科学家认为,伯利恒星是超新星爆发。

  根据这个科学假说,克拉克创作了小说《星》,前去考察的宇宙飞船上的随船牧师,在描述了一个文明预知超新星爆发所做的最后徒劳挣扎之后,最后一句是:“神啊,你有亿万颗星辰可供驱遣,何以偏偏选上这一颗?你用大火断送了整个世界的人,就只是为了照亮伯利恒的早晨?“这是一个精彩绝伦的、震撼性的、宏大的且合理的反转。

  《流浪地球》在“科”的范围内失掉的严谨性还有很多例子。比如人推人的方式;为什么火石那么多,却没有就近布置;一把大火烧掉人工智能等。最后一个场景让我想到了科幻电影史上经典的一幕。

  《流浪地球》中的人工智能Moss的红灯,是在向克拉克原著、库布里克导演的《太空奥德赛:2001》中的人工智能HAL致敬。顺便说一下,HAL三个字,是对IBM三个字母的移位得到的。HAL同样也被人类杀死了,但却不是死于一瓶伏特加。

  在电影中,人工智能HAL是负责飞船的一切的,后来航天员发现HAL杀人,就要毁掉HAL。怎么毁呢?他躲过HAL控制下的重重机关,进入核心部位,一块一块地抽掉计算机板块,这时HAL没有机械可控制了,但还通过对话在劝说他,随着板块的抽出,HAL的语言越来越慢、越来越混乱,红灯也慢慢黯淡下去,最后没有声音,灯也灭了。

  这个过程暗示着HAL的运行原理是大规模的并行运算,毁掉一部分,另外一部分仍然能运行,直到低于一个阈值。对的,现在大热的人工智能、机器学习,正是基于并行运算的。《太空奥德赛:2001》拍摄于1968年,被誉为当之无愧的现代科幻电影技术的里程碑。

  连刘慈欣都在说:“我所有的一切作品都是对阿瑟·克拉克最拙劣的模仿”。当然,这只是他的自谦之词。

  其实,好莱坞坏的例子也很多。在电影《独立日》的情节中,电脑病毒竟然战胜了外星人。根据常识,同为“冯·诺伊曼型结构”的计算机,安卓、苹果,PC之间的病毒是不通用的。人类计算机的病毒能在外星人的计算机上发挥作用,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坏的技术推理过程。

  硬科幻电影不存在伪科学一说,“幻”这一部分可以天马行空,但“科”这一部分,却需要循序硬科幻小说的几个原则。

  刘慈欣本身是很反感漫无边际的幻想的。他举了个例子——曾经有一位导演问他,按照剧本中的技术设定,从地球到木星要航行多久?他回答,至少要半个月。

  导演又问,能不能再快点?比如用时空跳跃的方法直接到达?面对这个问题,刘慈欣回答问题的声音都提高了:“可是,时空跃迁是一种超级技术啊!这种技术一旦诞生,改变的就不单纯是从地球到木星的航行时间了,整个人类社会、人类文明都会发生改变啊!”

  他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激动,他说:“所谓科幻的思维方式,是指要把整个世界构建在一定的科技层次之上,这个世界是自洽的,是有一套自我逻辑的。”

  其实,我觉得流浪地球剧组根本不需要科学顾问,有刘慈欣就够了。专家虽然专业水平更高,但却而不可避免的带有对硬科幻的两种误解。科学家与科幻小说家是两个不同的专业。

  刘慈欣的小说对硬科幻的原则遵循得非常好。他的小说既恢弘瑰丽,又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技术细节,已经是世界顶尖水平。虽然这些想象未必都正确,但都是在一定的技术范畴内进行的。

  比如,《三体》中著名的纳米丝切割船体情节。科技设定是纳米丝,但推理过程却是实实在在的物理过程:纳米丝细、强度大,因而造成的压强大,所以可以起到切割作用。

  刘慈欣的小说有非常严密的逻辑,他连纳米丝的垫片都想到了。因为纳米丝对船的压强大,同样的,也没有已知的材料能扛住纳米丝的压强,固定纳米丝。所以,刘慈欣在已有的技术设定中,构造出纳米丝(“有一些同类片状材料可以垫片”)。这就是硬核科幻。

  如果刘慈欣抛出神奇女侠的鞭子,或者钢铁侠的盾牌,或者突然发现一种坚固的材料,那就不是一个好设定。再比如,在《三体》中,面壁者的计划之一就是用核弹炸飞水星,减速水星,使之坠入太阳,这个过程属于冲量定理,但整个过程充满了技术审美。

  硬科幻的这种技术审美,甚至会反过来推动技术。比如,克拉克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同步卫星的,而如今NASA也会找未来学家、科幻小说家去做咨询。甚至于科幻作品中的产品形态会影响现实产品的发展。

  比如,透明屏幕。透明屏幕其实从来不是真实的产品需求,人会用黑板、白板,但不会有人用透明玻璃当演示板,因为后面的物体与光线会产生干扰,但在科幻作品的影响下,人们都认为未来的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  对真正的科幻小说爱好者而言,刘慈欣小说的魅力,正是源于这种合理而恢弘的想象。说刘慈欣以一己之力提升了中国科幻,小说中这种对技术推导过程带来的审美愉悦,占了很大一部分。也正因为如此,在真正的科幻群体看来,《流浪地球》的错误特别让人感觉到一种违和感。

  这一次观众是用“中国人自己的科幻大片“”中国硬科幻元年”的地位来呵护《流浪地球》的,但是,第二部,第三部就不会有这个待遇。中国硬科幻应该在情节、剧本上投入更多。

  实际上,这部片子能够成功,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刘慈欣的基础设定,所以,只有尊重原著,尊重这样的智慧,中国科幻电影才能走得更远。

  可以想见的是,随着电影的成功,刘慈欣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,后续改编电影在“幻”的自洽性与“科”的合理性上,都会有较大的提升。

  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根植于作为自组织系统的人类发展的热力学方向,这更加符合人类进化路径的审美——比起家国主义、精忠报国,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。

  但是,即便如此,强调纯粹的技术之美,强调人类对技术无止境的追求,并不能越过道义的审视。所以,在硬科幻电影之外,价值观的评价是有其意义的。

  电影在两次意义上完成艺术的生命。第一次是电影本身,第二次是电影引发的评价、发掘。无论褒贬,无论其在作者、导演本身的意图之中,还是朝着始料不及的方向,都可以在更大层面、更深意义上完成电影与社会的互动,从而形成电影的艺术意义与社会意义。

  刘慈欣可以称为工业党,在单纯的字面意义上,这并非一个贬义词。当然,应该看到,随着社会化分工与科学的进步,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依赖于国家提供的财政预算支持,某种程度上,这使他们倾向于宏大的国家叙事。这就造成了“工业党”与观众叙事的第一波合流。

  耐人寻味的是,在这个脆弱行星的另一面,刘慈欣的这个思想内核,体现在《三体》中,并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解读。

  2013年时,美国科幻作家LarryCorreia认为,雨果奖受到美国科幻界“政治正确”气候的影响,偏向奖励女作家、年轻作家、少数族裔作家,使得部分白人保守派的作家和作品完全被忽视。所以他发起了名为“悲伤小狗”的运动,争夺白人保守作家在雨果奖中的地位。随后,悲伤小狗被Vox Day发展为“疯狂小狗”。

  《三体》中的一些描述契合了美国白人保守派科幻群体的意淫。甚至可以说,让他们觉得遗憾的,“只是作者不是美国中年男性人”。随后在疯狂小狗的地下提名与刷票的支持下,《三体》获奖。所以有人说:“《三体》是一个‘小狗式的胜利’。”

  不得不说,这是围绕《三体》的一个最大的误会。或者说,《三体》在中美两国获得青睐背后的深层原因的差异,可能也孕育着新的矛盾。

  但是,被忽略了的是,刘慈欣是知识分子,而且,是写科幻小说的知识分子。科幻小说价值观中“科”的这一部分,在中美,乃至全世界都是互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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